隨著科技突飛猛進，人可以匿名批評論斷、冷嘲熱諷，任意抄襲剽竊別人成果，恣意傳播真假摻雜的消息，結果就是發展出一種毫無罪惡感的文化，況且在我們的歷史傳統裡，原本就有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之DNA。
美國神學家田立克對原罪做了一個非常生動的神學詮釋：任何人都是整體存在的一部分，整體存在的罪在於脫離了永恆的存有，因此只要是人，就與全體人們的罪有關，無法切割而自以為義。
田立克據此認為，德國戰爭的罪責不只在於希特勒身上，而是全體生活在納粹德國裡的人都有罪。不只支持納粹者有罪，連以沈默表達不贊成者也是權力結構的一個環節；甚至連曾抵抗納粹暴政者，仍需為自身所屬國家負起部分責任，因就整體而言，大家都是罪惡結構的一部分。
田立克進一步地認為，這樣的看法也當應用在戰勝國，因為人人都是整體人類存在的一部份，也都參與人類整體罪惡的一部份，戰勝國不應任意擴大其勝利成果，而戰敗國也不應推諉其當負責任。
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，因反抗希特勒而被他當作私人囚犯非法監禁八年的尼莫勒牧師，促成德國教會於1945年發表《斯圖佳認罪宣言》，其中有一段文字：
「我們知道，我們和全國百姓不只與大家一起承擔一場空前的苦難，我們自己更是在這場苦難的罪責上深深有分。我們懷著無比的沉痛承認，因著我們的過失，帶給許多國家人民無止盡的痛苦。如今我們照著我們對自己教會經常所說的，在此以全體教會的名義表示，雖然多年來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與邪惡爭戰，就是那可怕地展現在納粹暴力政權上的邪惡，我們卻仍然必須懺悔說：「我們未曾更勇敢地告白所信，未曾更有信心地禱告，未曾更欣喜地相信，也未曾更熱切地愛過。」
在這種認罪精神的感染下，1970年12月與納粹罪行無牽連的西德總理布蘭德親訪波蘭，前往華沙的猶太人殉難紀念碑獻花，當場下跪謝罪，當時已是戰後25年了。
這種罪責思想與懺悔行動對於東方文化恐怕根本不適用，主流觀點總是盡量逃避自己的罪責—絕不認錯，同時無所不用其極地指責別人的罪責—轉移焦點。具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反省深度從未出現在我們對待歷史的態度，不論是任何重大歷史慘劇，應當負責的既得利益者總是一再推諉責任，把罪過移轉到別人身上，一味地為歷史化妝，只想要遺忘，而非認錯、原諒與和解。
在毫無罪惡感的文化籠罩下，當今社會盛行權力爭逐、權利訴求、利益競爭，大家久已習於不談道德，最多只談法律，是非對錯被棄置一旁，信仰更是被認為不切實際。人們有罪並非必得親身犯罪，而是由於所屬團體犯罪，他們對那犯罪團體貢獻了一份力量。回想《斯圖佳認罪宣言》，連未曾更勇敢告白、更有信心禱告、更欣喜相信、更熱切地愛，也是「認罪」的一部份，實在讓今日教會汗顏！如果教會對於當今這種毫無罪惡感的文化默然不語，反倒為了博取更多信眾而願意配合潮流、順從文化，基督教信仰豈是毫無罪惡感的信仰呢？
